四川　赵恒平  编写

【话题引入】
　　2008年7 月初，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草案中有一条规定，在公交车上不给老人让座，乘务员劝你你也不听，有可能会被“拒绝乘坐”，并收到５０元罚单。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是法律介入道德层面，采取“不让座罚款”的法律强制，又确有侵犯个人自由选择权以及破坏公交与乘客契约之嫌。
　　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事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许多行为，可以用道德的标杆衡量，但是仅仅用道德的标杆，是不够的，需要兼顾道德与人性，最终让两者在碰撞中走向融合。

现象点击一

范跑跑与郭跳跳的辩论

　　四川光亚学校老师范美忠，在汶川8级大地震中，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逃之夭夭，并在论坛中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我也不会管的。”于是他被人们称为“范跑跑”，引发广泛批评。
　　在6月7日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范美忠就自己“先跑事件”与节目嘉宾展开辩论。作为观点对立方的郭松民用“无耻”、“畜牲”、“杂种”一类的字眼对范美忠进行了辱骂，情绪异常激动，中途甚至一度愤怒离场，被网友冠以“郭跳跳”、“郭道德”等绰号。有人把这场辩论称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辩论。

【博弈焦点】
　　传统的道德更多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付出、对他人的奉献，而教师更是长期被誉为“蜡烛”等，但是个体的生命权是完全平等的，我们是否能够凭借道德的旗帜去限制别人平等的生命权利。

【媒体评说】

范跑跑，是镜子还是靶子
麦小迈

　　范美忠作为教师，面对危难，选择放弃职守，扔下学生逃跑；事后对自己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专门撰文自我标榜，结果得来“范跑跑”的雅号。可就因为上了一次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和义正词严的新闻评论人郭松民先生进行了一场“PK”，反倒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甚至原谅。
　　为什么？真如某些评论所说，“一场电视节目，一个偶然的插曲，就能让许多人失去判断力，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吗？“许多网友、许多观众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体系……骑墙、两边倒”吗？
　　其实，网民、观众不是在放弃价值判断，而是在表明一种态度；不是在对范美忠不堪的言行鼓掌通过，而是在对郭松民先生的态度和言论举手反对。
　　首先郭松民要剥夺范美忠的发言权。郭先生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他在做节目之前就认为：“如此黑白分明的事情还有什么好辩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呢？去了为什么又一再剥夺范美忠甚至范美忠的校长的发言权呢？要知道，不要说范美忠的行为没有造成实质后果，就算他已经站在审判庭的被告席上，也是有辩护的权利的。那么如果郭先生是法官，会不会给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呢？如果郭先生是制片人，会不会做这样一期节目，给范美忠发言权呢？
　　另外，对于一个行动的懦夫、道德感的迟钝者，他需要的是消灭还是拯救呢？我们究竟是否应该给他一条出路呢？当初范美忠的言论发表，舆论也普遍认为可以原谅作为人的范美忠，不能原谅作为教师的范美忠。但郭先生却直斥其“无耻”“畜生”“杂种”——看来连范美忠作为“人”的资格也被郭先生剥夺了。
　　还有，郭先生说范美忠“偷换概念”，因为他试图把尽职这样一种道德底线说成是牺牲自己救别人的高尚行为。那么按照郭先生的逻辑，教师舍己救学生只是道德底线，谭千秋老师、张米亚老师又有什么可以表彰的呢？履行职责不一定就是道德底线，战场上，军人临阵脱逃可能被枪毙，不跑就可能记功，面对危难、战乱和灾害，道德选择就是这么缺乏张力，这是生命的困局和情理的尴尬，而不像郭先生认为的那么黑白分明。郭松民缺乏对人性的起码体察和同情。
　　范跑跑的问题不是跑，而是非要把面对危难时候的跑说成牛逼而深刻的选择；郭跳跳的问题也不是跳，而是非要在平等讨论的话筒面前暴跳。在安全舒适的演播室用粗鲁的谩骂，来扮演舍己为人的道德义士，和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用逃跑诠释自己的高明和理性，一样不可理喻，一样二百五。
　　对于每个人来说，在道德标尺面前，都要首先拿它衡量自己，而不是衡量别人。因为道德不是批判的理论武器，而是克己的心灵准则和处世的行为规范。那么面对言行不堪的范美忠，我们是应该把他当做一面镜子，反躬自省呢，还是把他当做一个靶子，乱石砸死呢？
　　郭松民把范美忠当做了靶子，但是道德不在任何人手里，当然也不在郭松民手里，他的手里只有石头。郭先生紧握着石头不放，他扔出石头，结果反倒把范美忠从自私的耻辱柱上解救下来，安置在了弱者的祭坛上。

【相关事例链接】
　　陕西省勉县教育局2008年6月2日规定，高考中在余震发生时，不管情况多么危险，监考老师都要将全部学生疏散后才能离开，违反规定的，将予以停职或开除。对这条禁令有支持的：老师的天职就是保护学生，有危险当然得先照顾学生。反对的人也不少：生命高于一切，学生的生命如此，老师的生命同样如此。教育部9月2日公布重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保护学生安全”首次明确列入，社会再度关注师德问题。

现象点击二

　
郎平与聂卫平的爱国与卖国之争

　　“棋圣”聂卫平在8月初通过媒体，指责到外国执教的一些中国教练没有爱国心。他“很不欢喜”这些人训练出一批选手，和中国运动员对抗。他提醒这些人：“别忘了，你们是中国人。”聂卫平在谈话中特别点名在美国执教的女排教练郎平。郎平是中国女排“大国崛起”的头号功臣。3年前，美国女排聘她为总教练，这次她率军远征北京，是中国女排的劲敌。
　　但出人意料的，聂卫平的话，不仅未能激起国人的“同仇敌忾”，反而招来不少批评，报上不止一篇文章指责这是典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网上的留言，60%不赞同聂卫平的观点，这是过去不常见的现象。8月15日美国女排以3：2战胜中国，中国观众仍给郎平很多掌声。有人说：郎平是中国的骄傲。

【博弈焦点】
　　郎平和她的队友曾经是国人的精神支柱，是国家培养的，应该为国家贡献力量，但是体育和其倡导的体育精神本身是没有国界的，爱国和体育精神两者谁更重要，或者说两者根本不可调和呢？

【媒体评说】

郎平错了，还是聂卫平错了
夏余才

　　虽然要在15日率领美国女排在首都体育馆迎战中国女排，但郎平对自己是中国人却率领美国队回来和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对抗并不感到尴尬。她表示，自己能担任美国女排主教练是一种荣耀，这说明中国的排球技术和水平得到了美国这个世界体育强国的认可。

【相关事例链接】
　　24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栾菊杰为中国击剑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8月11日代表加拿大参赛的栾菊杰，击败20岁的对手，成功闯入第二轮。栾菊杰没有马上离开，从装备包里拿出一条红色的横幅展开。上面写着“祖国好！”。全场观众起立为这位昔日中国英雄鼓掌欢呼！

现象点击三

刘翔退赛事件

　　2008年8月18日，北京奥运会田径赛场男子110米栏预赛中，上届奥运会冠军、前世界纪录创造者刘翔在起跑前因伤退出了比赛。当大会广播说刘翔退赛时，全场发出一阵阵惊讶和叹息声！观众们一时失去了目标，茫然地盯着110米栏赛场，他们无法相信，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后来，网络上对刘翔退赛的态度呈两极化态度，大多数人都理解和支持刘翔退赛，但也有人说刘翔应该带伤完成比赛。

【博弈焦点】
　　刘翔退赛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延长了自己的运动生命，但是带伤坚持比赛则能够很好地诠释体育精神。体育精神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和运动生命到底哪个重要？

【媒体评说】

人的价值重于金牌
李　龙

　　在18日的田径赛场上，数以万计观众期待的目光变成了错愕。在男子110米栏的第一轮预赛前，万众瞩目的刘翔因为伤病退出了比赛。这成为北京奥运会开赛以来，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事件。
　　“刘翔一直在坚持！”教练孙海平的话听起来让人心酸不已。刘翔的坚毅令人叹服，刘翔的退赛同样赢得理解。尊重人性，首先尊重人的身体健康。竞技体育需要艰苦的训练，常常会给运动员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痛，这是选择竞技体育的必然代价。但是，体育的最终高度，是人性的高度，我们欣赏刘翔，并不全是因为他的成绩有多深刻的意义，而是其成绩背后展现来的超越自我、挑战人体极限的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信、快乐和坚定；尊重人性，更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运动员不是“比赛机器”，也不是金牌的奴仆，拿自己的运动生命和身体健康做赌注，既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也有违人文奥运的理念。
　　我们看到，在刘翔理性地选择退出比赛之后，“宽容刘翔”成了网民们的主流声音，“刘翔依旧是英雄”的呼声，代表着国人的成熟与宽容。这些“宽容刘翔”的言论，温馨，充满人性的关怀。这种日渐成熟的国民心态折射出我们不只是金牌大国，也正在向体育大国迈进。对于刘翔而言，退出期盼了4年的北京奥运赛场，虽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但在失落之中收获了“人的价值重于金牌”认识，这无疑是更为可贵的。

（摘自《市场报》2008年08月20日）

【相关事例链接】
　　1984年，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金牌失手，家里玻璃被砸；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是让世界震惊的“体操王子”，收获了3金2银1铜，成为中国在这一届奥运会上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偶像。1988年汉城奥运会，他带伤上阵，在自己的强项吊环和跳马上先后失手，鲜花和掌声立刻变成了讽刺和责难，人们不能接受“王子”的失误，他收到了刀片和上吊绳。当时，外国媒体评价中国是个输不起的民族。

【针刺文】

“道德卫星”中的利益博弈
黄　波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向来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调子始终高亢地响在历史的天空。在上者要以德教化下民，底层百姓也以德相推许，于是道德卫星一次次冲上云霄。近读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些资料，意外发现这位即位后实行“大清洗”的“圣君”居然也是一个热衷于放道德卫星的人。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宣传和奖励拾金不昧。1727年，一个满人在送钱粮的途中，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便呈报了有关官员。雍正得报大喜，说，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实属可嘉，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并命在八旗中宣传此事。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事迹并且得到皇帝嘉奖的首例。第二年，那个因二月河先生的小说在现代出了名的田文镜上奏皇帝，说他治下的河南一农民更了不得，在地里捡到了170两银子如数交还，而且不受失主的报酬。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既给农民赏银，还赐了个七品顶戴，并要求官绅士民各界学习效仿。仅仅一个月，田大人报告在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雍正龙颜大悦……好家伙，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纷至沓来，“好人”也不再限于底层夫役，而是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好事”也愈变愈奇了……终雍正一朝，此类道德卫星就没有停放过。乾隆继位，却远不像他老子对道德卫星那样热衷了，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地方官员可以酌情奖励，但不准向上司申报，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情上奏。原来，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不仅可以博得官职和好名声，而且还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好事谁不爱做？
　　史家分析，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其实照我看，素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而是自有他的小九九。儒家的传统是义、利有别，讲道德就不能牵涉利益，但这往往只是口头和纸面上的东西，实际考察却不能不多一个心眼，以雍正朝的道德卫星而论，其中有三方利益博弈，不可不辨。首先是皇帝老儿，他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又为什么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睁一眼闭一眼？很简单，路不拾遗，自古以来是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而盛世又是谁缔造的？这不是证明寡人圣明吗？其次是争先恐后上报“好人好事”的各级官员，他们热衷于此的原因也无非是利益驱动，既然皇帝好这个，那就让他高兴高兴，趁机拍拍其马屁，同时还可以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也算政绩一种吧。至于那些拾金不昧的，排除真正的道德君子，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而来的。
　　在底层人民中原本是有拾金不昧之类美好传统的，那是老百姓淳朴的自发行为，他们根本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回报，这是真正的善行。可是一旦在上者出于某种利益考量要对此进行诱导时，整个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雍正王朝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拾金不昧者给予名利实惠，不仅诱使定力不够的人做假骗取名利，而且在那些淳朴的人看来，也是对自己善行的一种污辱，为了避免被别人认为是欺世盗名，下一次碰到路上的“遗金”，只怕要考虑应不应该拾起它并上交官府了。看似在褒奖君子和善行，实质却败坏了民风；争放道德卫星好像是在竭诚为道德的进步而效力，实质上心里拨的却是利益的小算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经过一番利益博弈，道德卫星一个个高挂云天的时代，也常常就是整个社会实际道德水平让人忧心忡忡的时代。

（选自《2005中国年度杂文》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