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的风很清冽，吹过来像冰碴儿甩进脖子。太阳还没有露脸，天气很冷。我们站在车站出口处，身体经不住寒冷的侵袭而瑟缩着。这才是大年初五啊，但已没有一丝过年的景象。我们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多是行色匆匆背着行囊疲倦的人，虽然他们脸上也有些因陌生而带来的兴奋，但眼神是迷茫的。他们很多人一出站步子就乱了，犹豫不知所向，目光也蔫了般。
　　又一列火车到站了。我和女儿来接嘉兴来的舅舅，他们说坐这趟车来。我们站在出口处一石沿上，这里能把奔跑的然后拥挤着出站的所有人尽收眼底。我们的目光可以信马由缰，这天已没有往日举过头顶的各种牌子。踽踽而出的大都蓬头垢面，一个个背着大蛇皮袋或硕大的牛仔布包足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卑微地位。虽说是过年了，但闲适不属于他们，他们要找一点活干，那不仅仅为了生存，也为了灵魂能安顿下来！
　　就我们的目力而言，我们知道舅舅并没有上这趟车，出站口拥挤着的人群里没有舅舅。女儿有些失望。就在我转身要走时，一对父子的孱弱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孩子七八岁，衣着单薄，一件红黑相间的小棉袄吊在上身，坠下来的裤脚盖住了鞋子;30多点的父亲背着一只硕大的塑料袋。走过我们身边时，就像一座会动的山。我知道他们不容易，能走到这儿，走到这座繁华无比的城市，经历了多少艰难啊！
　　我喃喃着，女儿抬头看我，满眼是疑惑。
　　她躺在我们温暖的怀抱，怎能体悟到这些啊！
　　1995年春节，我们回老家了。我那时是一家周报的总编辑。大年初一许多人来拜年，甚至还有邻村的，他们拜年更多的意图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来到我这座城市。他们的目光满含期盼，在他们眼里我是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人。但那时，我残忍地没有吱声。我明白他们大多数人就像一个庄稼人去收割庄稼却没有一把刀刃锋利的镰刀。他们痛苦不堪地离开了我。但我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旧在商量结伴出发、上路，他们没有心思过年，仿佛过年是别人的事，全然与己无关。我心里发酸。我知道过年的味道变了，变得不再是儿时的从容闲逸了，不再是身心可以彻底抖落的日子了。大年初三我必须上路，赶回宁波去工作，当我的总编辑，我的目的和方向是异常明了的。走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我惊呆了：一路上全是行色匆匆的上路人，他们全背着硕大的塑料的或牛仔布的行囊，其中有些来给我拜过年。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弟说：都是乱跑，可能会去宁波。我疑惑地盯着那些塑料袋或牛仔布包，弟说：那袋耐挤压。我缄默了，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要穿过七八个村庄，一路都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人加入这支通向车站的队伍。太阳依旧那么朗朗地照着，公路干爽且无尘。我心里沉甸甸的，我甚至斜睥着头顶的太阳，我感觉到了几分讽刺与残酷。所有的村庄都没有一丝新年的气氛。一小时后我们来到火车站。家乡所在的火车站是个小火车站，通常只停一两趟慢车，但这几年变了，一般的快车都停一下。火车站挤满了人，候车室已是臭气熏天，站台上至少有上千人，脚边大都叠放着大包小包。他们都惊恐地望着火车进站的方向。一会儿，火车来了，远远地听到鸣笛声。站台上的人像突然遭到冰雹的袭击，到处是混乱的叫喊声，都没有方向都找不到登车的地方。大人叫小孩，小孩哭喊着大人。看着妻子和女儿，我心里一阵阵发紧。身高马大的弟说，你不要愁，我会把你们弄上去的。

    火车到了，他们乱成一团，大家狂奔乱叫，背着一座座山，纷纷前后跑着。一会儿，他们失望了，几乎所有的车厢门都没有打开。他们拍打着窗，而窗也被紧紧地关着。窗里的人悠闲地看着窗外如蚁的人群。我心里又一阵阵发酸，我感到许多残忍的东西。弟拍打着窗，朝里面的人指着我女儿和妻子──她们都有着入时的衣着。窗户打开了。我明白打开窗意味着打开了希望。弟先把我推上去，又一个个把她们推上来。我满头是汗，向给我希望的几个民工模样的人点头称谢。趁势，又有几个人从窗口爬上来。车厢里人贴着人。站台上依旧站着密密麻麻的人，很多人神情痛苦、沮丧，有的在哭。他们登不上火车，意味着去不了远方，意味着灵魂飘荡。他们仅仅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像个人，但这对他们来说是艰难的。
　　火车动了，许多人被抛在原地。
　　眼前这对父子能到达我所在的这座无比繁华的城市，我知道他们一路上的艰辛。他们仍旧在我们面前踽踽着，风像冰刀子一样割着他们无任何防护的脖子。父亲对儿子说着土话，那土话的大意我明白：儿子，爸带你出来就是想找活挣点钱，田，都扔给你娘了。儿子，你将来要好好读书，像城里人一样活着。父亲抓着儿子的小手，朝城市的东边走去。阳光隐隐地射向了天空。
　　我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感慨万千。此时我明白所有的希望都对他们关门了。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一定是飘浮的，一定是孤零零的。
　　　　　　　　　　　　　　　　　　　                                                　(《散文》2003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