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吕东涛 编写
【引 言】
据《兰州晨报》报道，“甘肃天水市高考替考案”已经告破，该案系一起家族团伙策划的山东高考移民和山东籍考生替考的高考作弊案。该案共有替考考生23人，全部为山东籍。被替考人员中，有21人为山东籍，2人为甘肃籍（犯罪嫌疑人蒋鑫亲属）。犯罪团伙由山东省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霍继刚、山东阳谷一中教师魏成甲（霍继刚的表弟）、无业人员张玉茹（霍继刚之妻）、甘肃省天水市六中教师蒋鑫组成。主要犯罪方式为：先移民，后作案。
该案一经披露，举国哗然！
有人说“这是道德的大滑坡”，有人说“高考应该建立诚信档案”，有人说“高考考试方式必须改革”，还有人建议取消高考……
其实，高考作弊之风如此之盛，不只是一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一面镜子，能照出很多社会问题。
【穷原竟委】—— 来自现象
背后的思考
【材 料】
高考作弊之风为何愈演愈烈
1．这是社会道德滑坡的体现。作弊时被抓住了，自认倒霉；没有被抓住，就得了便宜。这不是道德滑坡是什么？学生失去了做人的诚信，考试屡屡作弊，怎能不让社会和人们寒心？谁又敢指望一群不讲道德廉耻，只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人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呢？当学校及教师集体为学生安排替考，当试题大范围泄漏，学校以及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还谈什么师道尊严？
2．在“一考定终身”的招生制度下，高考成了绝大多数学生改变命运的门槛。这一制度虽是无奈之举，但未免过于残酷，所以有些人甘愿冒这个风险。
3．作弊的代价太低。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一个18岁的中学生通过电脑偷改学习成绩，盗取试卷，被警察抓获，面临69项指控，可能入狱38年。在我们听来，这似乎太残酷，太不人道了。我们喜欢更温和、更人性化的处理。在我国，高考作弊不算刑事案件，顶多禁考几年，而且施行起来还很困难。
4．个别地方的高考在操作程序上存在漏洞，监管措施仍不够严格，让不法之徒钻了空子。要想根治替考等高考舞弊现象，加强学生档案和户籍管理仍是当务之急。
5．社会对学校、对老师不公正的评价体系使然。目前一些相关部门在对学校进行评价或论功行赏时，不是看学生是否遵纪守法，素质教育是否有成效，而是以升学率来评判。如此一来，学校对老师的评价，也就看其教出的学生有几个考上了本科。如果一个普通班（普通班、重点班、尖子班的班级编制比比皆是，只不过各学校称呼不同而已）有一人考上了重点，那么一个重点班、尖子班应该考出几个呢？这些学校在面对社会挑剔的目光时，这些老师在面对世俗的品头论足时，会怎么做呢？那就是让学生考上本科，多考重点。要提高升学率，除了平时加强教学管理以及到处抢挖所谓优秀生外，最立竿见影的做法，莫过于学科组或班级老师与考生协同作战：拿试题、做答案、传答案。
（以上材料分别来源于“烟雨红尘原创文学网”和“新华网”）
【纵说纷纭】——来自社会
层面的反响
【链接一】
难道我们要当作弊大国吗
肖舒楠
甘肃天水“高考替考案”似乎已接近尾声——从替考者、被替考者，到涉案教师、民警、官员，该查的查，该抓的抓。但如此“杀鸡”未必能够“儆猴”。
据悉，此次甘肃天水高考舞弊案中的21名被替考者均系“高考移民”。“高考移民”这个词对人们来说应该并不陌生。2005年海南省发现近1万名“高考移民”；2006年高考前夕，天津市取消了河北沧州100多名考生的报考资格；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查处了459名“高考移民”。
“利用‘移民’在高考上做文章，投机取，巧殊不知百密必有一疏，咎由自取，应该重罚。”面对21名被替考的“高考移民”以及23名山东籍替考学生，部分网友留言表示极大愤怒，认为应该重罚违纪考生。
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同情，认为责任不在考生，正如一名新华网网友所言：“如果考分一样，他们还会千里迢迢地跑到外地去考吗？”
更有一些网友将矛头直指“教育公平”。一名百度论坛网友说：“教育政策一天不安民心，就别想堵住高考移民。”
既然不能完全责怪“高考移民”，那就对他们“从轻发落”吧。但有网友坚决反对——“作为一名学生，我希望能严一些，这才是公平的。不然还会有更多的移民出现，对当地考生不公。”（腾讯网网友）“在古代替考就是重罪，现在也应当严惩，不能坏了根！”（人民网网友）
很多网友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同，不应成为“高考移民”做出越轨行为的理由。“高考移民”更不能拿一些民众的同情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因为他们的“移入”对当地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公平、不公平是相对的，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维护社会的公平！”一名新浪网网友说。另一名网友指出，“高考移民”在多数情况下是受“父母之命”的，而这正是悲剧的可怕所在。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考生自己要有诚实守信的意识，对自己一生的名誉负责。此外，家长们也要意识到，高考并不是孩子人生中唯一的转折点，即使“移民”成功了，对他们的一生也是有害的。
如何对考生的考试诚信进行“约束”，教育部也煞费苦心。现在对一些统一考试，教育主管部门都要求考生签订“考生考试诚信承诺书”，保证文明应试。但高考作弊案年年发生，让这类“一纸承诺”反倒显得像是掩耳盗铃。我们是世界公认的考试大国，照此下去，我们是否也将成为世界公认的“作弊大国”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4日）
【链接二】
高考应当去国家化
秋 风
国家应当退出高考事务领域，让大学自己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该怎样教育学生。
今年，似乎没有人讨论现行高考制度的利弊得失了。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因为地震而制定的某些特别规定，比如，某些地方推迟考试，发生余震时考生如果私自跑出将不计成绩等等，仍表现出了现行高考制度的僵硬。
这种僵硬是由高考的根本特征即科举化决定的。科举制的特点是教育、考试的国家化，即全国学生接受统一的教育，考试由国家统一举办，通过这个考试是进入仕途的唯一正道，而进入仕途就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享有了特权。
上个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现代教育是以废除科举为前提发展起来的。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官员，而是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新兴的大学也以自治为其治理框架，这种自治权当然也就包括按照自己的标准录取学生的权利。
不过，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的计划体制建立，教育又迅速地再次科举化，从而形成了与科举考试十分类似的高考制度。这种科举化的高考由国家来举办，考试范围、标准答案由国家统一规定，考试同一时间在全国统一举行，大学只能根据学生在考试中的成绩录取学生。到90年代，社会开始再度多元化，大学也开始商业化，但教育仍然保留了科举化的形态，且近些年来，随着教育行政权力扩张，科举化色彩似乎更强烈了。
政府建立和维护这套制度，可能是为了确保教育的公平。但这种公平性相当可疑，人们曾经热烈争论过地区间名额分配不均匀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大学录取新生标准由国家垄断，必然形成标准的单一化，而这必然堵塞社会寻求有助于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更多渠道。
比如，目前的录取标准强调学生某一方面的智力，这样，具备其他方面智力的学生，就无法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更进一步说，片面强调智力因素，具备其他非智力能力的学生，就无法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这种国家控制的单一高考制度毁了很多孩子的前程。
另一方面，现行高考制度妨碍大学的成熟。每所大学理应有自己的独特教育目标，并根据需要录取具有这方面天赋和能力的学生，但科举化高考剥夺了学校发现、录取合乎自己要求的学生的权利。由此导致大学的高度同质化，高校生态无法保持多样性。当然，国家控制大学新生录取标准，本来就剥夺了大学最重要的一项自治权。
因此，这种高考制度必须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去科举化、去国家化。国家在教育领域只能扮演承担义务主体的角色。
归根到底，教育乃是社会的事情，社会是教育的权利主体。依此原理，高校录取学生，是其自己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独立的教育共同体的事情。国家应当退出高考事务领域，让大学自己决定该录取什么样的学生，该怎样教育学生。
高考一旦去国家化，可以形成多种大学录取模式：大学可以自己招生，也可以若干大学联合招生，也可以把考试交给独立机构，大学承认学生参加这类考试的成绩。多元化考试体系将使大学与学生的选择范围扩大，教育也会更加公平。
（摘自“http：//blog.sina.com.cn/dfreee”）
【一针见血】—— 你做过深入
思考吗？
【针刺文】
中国教育问题随想：教育何为
徐友渔
酷暑7月（编者按：现在已经改为6月，下同），最火爆的话题是高考与教育，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今年的高温是超常、灼人的，今年讨论的热度也超过往年。发生在湖南郴州、广东电白等地的大面积舞弊案，既骇人听闻，又发人深思。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为考生服务的饮料、保健品、出租车、宾馆房间等等，生意非常兴隆，我由此得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我们中国终于有了一项自己独创、领先于世界的产业——高考服务产业。
我曾在欧美一些国家呆过，在平时和升学考试期间观察过学生与家长的行为举止。我从来没有见到像我们这样紧张、不安、孤注一掷般的期待。中国人“望子成龙”的心态，在每年7月使社会氛围扭曲到了极点。当然，这种以年轻一代的前途为中心，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求发展的心理，又包含着可以理解，甚至值得敬重的成分。
高考：最不坏的制度
每年高考前使人提心吊胆、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考生和家长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揭榜后“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局面，使得高考制度成了备受批评与责难的对象。
确实，要从科学性、公正性等各个方面质疑这个“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是太容易了；把这个制度称之为现代科举制度，从原则上说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中国的每一位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都知道，不管教育的目标、方向说的是什么，考生在高考中成功与否，才是普通中学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志。
如果最终未能考上大学，那么成千上万的高中学生费力费钱，辛苦三年是为了什么？他们在三年前挤破头要进重点学校是为了什么？在高考这个最终标准面前，素质教育成为空谈，分数挂帅、题海战术等等备受谴责的举措不言自明地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确实，高考活像一头令人生畏的怪兽，它使学生、家长、教师胆战心惊；它又像一架无情的机器，把青年学生的活泼与情趣碾得粉碎。我坚决主张，目前的高考制度必须改革。
但是，我认为，对高考制度的改革，是在承认其基本框架合理的基础上争取改善与改进，而不是革它的命。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各种大变革的提议，绝大多数不是耽于幻想，就是失之于不可操作。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彻底替代高考的方案。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有种种弊端的制度，但又是已经有过的尝试或可能实施的选择中最不坏的制度。经验与智慧并未向我们提供无限的制度创新空间。
比如，有人提出，高考成绩只能是决定性因素中的一项，平时的成绩、表现，学校或老师的推荐意见，也应加入进来作为考虑因素。这种主张原则上是对的，但具体考虑如何实施，问题就多了。以目前的道德水准、社会风气、部门利益至上的作风及地方主义，哪一个班级、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地区不会拼命给自己的学生以高分？能设想有多少家长会不和老师、学校拉关系，以求得最佳推荐评语？
今年7月，传媒报道了多起高考舞弊案，作假的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以及科技手段的运用，使人们大为震惊。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案件之后，我以为，相比较而言，高考仍然是中国较为干净的一块地盘。我很少看到，在其他问题上，社会各界有像对高考的纯洁性那么严格的要求，传媒有这么严密的监督，政府有关部门有这么快捷的反应，案发后人们有这么强烈的震惊与关注。相比而言，现在对考试舞弊的查处，恐怕已不如封建时代。从鲁迅的传记中就可以知道，他父亲因涉嫌科举时贿赂主考官，差一点掉脑袋。无论如何，人们对于高考的公正性，可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分数挂帅，就教育本身而言是负面的，但在当今中国特定的情况下，超出教育之外，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调节和补偿社会公正的正面作用。不少农村考生认为，高校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天生低城里人一等，不能求助于权势和金钱来改变地位的他们，想改变命运，高考无异是唯一的希望。只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结束，农村学生对应试教育的肯定就不会让位于更高明的教育理念。
教室里的阴影
今年的高考作弊案，显然是各地种种考试作弊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平时作弊的普遍和习以为常，高考作弊就不会如此猖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作弊和教育中的其他一些弊端一样，已经不是个别人的品德问题，而是某种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下大面积、体制性产生的问题，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我和几位学者在中国行政学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师相聚，在《教师之友》杂志和“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的编辑们的主持下，探讨中国教育的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周老师，会议的主题长久围绕着他提出的话题进行。周老师的发言和《教师之友》编辑的调查表明，农村地区的课堂被两大阴影笼罩，这就是：体罚与作弊。
我飞快地翻阅着几十张学生对调查采访的回答，每一张都是控诉和呼吁。挨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老师布置作业有时居然会叫学生抄写同样内容上千遍，写不完就打。除了一般的敲脑袋，还有令人震惊的花样翻新，例如蹲马步、踩冰水，在雪中爬、睁大眼睛看太阳，等等。
据周老师介绍，作弊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高达百分之百。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不但默许，而且公开提倡和引导。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大多数教师都没有道德感？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不论是打骂，还是纵容，甚至教唆作弊，目的只有一个，提高学生的分数，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是为了学生好。而实质上，是老师们不得不为。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鞭子在驱动：对教师业绩的考评主要以学生的成绩为准，考核的是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满堂灌，学生的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于是，考试成绩与学生花在某门功课上的时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数学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多学数学，英语老师打得狠学生就全背英语。较为文明、心慈手软的老师就只好眼睁睁看着学生的这一科成绩上不去，等着下岗。
打学生成了教师之间争夺学生投入时间，相互竞争的手段，在分数和什么“率”的威压下，他们把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人格尊严，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把分数和什么“率”搞上去，最后的一着就是考试时作弊，学生会做就暗自庆幸，学生不会做就暗示，甚至教导。
学生要高分，老师比学生更要高分。说到底，是那个愚不可及的考核标准要高分。在高分要求的重压下，各种匪夷所思，有悖教育宗旨，甚至伤天害理的事都发生了。这既是当事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体制问题。来自上海的柳老师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学生，学校最擅长的是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憎恶学习。”
我们思考中国的教育危机时，不能只盯住城里的那几所名牌大学、中学，不能局限于教材和试题，我们应该正视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现实。
（摘自《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