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时代，家里非常穷，不光上学有困难，连吃饭都是有困难的。
　　当时的小学老师是村里面比较有学问的一个人，教一到四年级。每家给老师些粮食，算是孩子的学费。
　　我们都在一间教室上课，分成4排，一排一个年级。上课时老师先从一年级讲起，其他年级可以在座位上看书或自己玩，每个年级讲10到20分钟。一堂课就是把4个年级都教一遍。休息一会儿，再来一遍。
　　初小上完，我到离家10里路远的地方上高小。那时候我十一二岁，每天都是步行去上学，带着中午饭在学校吃，晚上回家有时候月亮都出来了。每天来回要经过一个小山，小山上有棵小松树，晚上远看像是什么动物，有时挺吓人。而且，路上偶尔还有豺狼、老虎出没。我上学时就带个棍子来回走，真碰上也没办法，只有拼命了。
　　小学时的科目有《国文》、《算术》，也学些历史。小学毕业我的成绩比较好，家乡的父老们动员我家里让我去上中学。
　　我考取了江西省立吉安中学，现在这个学校叫白鹭洲中学。
　　我上中学也是很困难的，交不起学费。学期，家里把谷子全卖掉给我交了学费。第二学期就交不出了。我请求缓交学费，学校知道我的家庭情况，非常同情我，就同意了。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开学时要缓交的学费，到放假时也就只够吃两顿饭了。学校一看就这么点钱，算了吧，就不问我要了。
　　初中时，我们每个人要带一个小灯。这个小灯就是在竹筒上放个小碟子，碟子里倒点油，放两根灯草。但是，这需要打油，我没有打油的钱，只好坐在同学旁边“借光”。我当时成绩很好，同学喜欢我坐在旁边，这样便于问我一些问题。就这样，我完成了初中学业。
　　　　　　　　　　　　　　　　　　　　　　　　　　　　　　　　　　（作者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学者）

　　六一儿童节到了，希望我们的少年儿童都能够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儿童时代应当是最快乐的时代，少年儿童应当有一个欢乐的童年。
　　我们那个时代，物质条件非常差。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没有什么文体器材。记得有一次，校长买回来两个皮球，我们简直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喜讯。因为以前没有见过皮球，见到这两个大皮球，大家可高兴了。学校对这两个皮球也保护得很好，放了学必须交回去，由校长把它锁到柜子里。
　　我们没有什么玩具，常常采来没有成熟的柚子（南方的农村柚子很多），在地上将了，然后当足球踢。找一块平地，摆上两个石头做球门，就是“足球场”了，几个人攻，几个人守，踢得兴高采烈。我们吃完饭就踢，一有空就踢，经常踢得满头大汗。有时候因为踢球，小腿碰伤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父母问起来，即使痛，也不说，因为怕被禁止踢球。这些回忆起来都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也喜欢学习，喜欢背诵古诗词和属于早期教育的“读物”。这些“读物”都没有书本，像《增广贤文》《三字经》《幼学故事琼林》等，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口诵心记的方式学习，但我对这些东西记得很牢，印象非常深刻，有的内容现在还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
　　那时候有很多值得回忆和留恋的趣事。我家门前是一条小溪，由于没有污染，小溪里小鱼、小虾挺多。我们经常去抓，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水浅，溪里有很多石块，只要往里面丢两块石头，受了惊吓的小鱼就会躲到岸边的洞里，或者石块底下。这时，只要小心地将它可能会出去的地方封住，就可以抓住鱼了。
　　抓螃蟹也是有技巧的。不能去抓前面，要按住它的背，然后从后面抓它，它的钳子就夹不到你了。当然，这是被它多次夹过之后总结出的经验。
　　我们还用火把去照泥鳅。等待插秧的那一阵子，田里有浅浅的水，因为天气闷热，泥鳅到晚上就会出来。拿火把一照，泥鳅见了火就停住不动，这时用一把专门打的上面带有锯齿的火钳似的东西，很小心地插到泥鳅的颈部两边，然后突然一捏就将泥鳅夹住了。农民经常用这样的方法捉泥鳅到市镇上去卖。刚开始我们跟着大人去，后来就自己去。
　　那时候，孩子们的课余时间比较充裕，可选择的活动项目比较多。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穷有穷的玩法，像过家家，猫捉老鼠，还有跳房子，打弹子，滚铁环等。有的家长会手工，教孩子叠纸船、纸飞机、小衣服、猫、小鸟，等等，孩子拿着这些东西再教给小朋友，于是大家就都去学。
　　因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比较充裕的课余时间。我们的课余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由小朋友们自由去选择。那是以兴趣为导向，然后自由地选择，能够最充分地发挥小孩子的自主性，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
　　所以，还是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
　　　　　　　　　　　　　　　　　　　　　　　　　　　　　　　　　　　　　　　                                           （作者是原国家教委副主任）

[点 击]
　　读了这篇文章，你的心里一定痒痒了吧，这样的童年生活真是充满了童真童趣，让人回味无穷。看，那“兴高采烈”的踢“球”，那“口耳相传、口诵心记”的学习方式，那“值得回忆和留恋”的“抓螃蟹”“照泥鳅”等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羡慕啊！还是作者想得周到：“还是应该多给孩子们一些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我出生在1943年。抗战中，分别从上海、武汉逃亡到西南大后方的父母把我生在昆明。我的儿童时代便注定了是一个“动荡的儿童时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跟千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一起，兴高采烈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却又经历了4年的“内战”。但这样的“童年动荡”，比之我们的父辈祖辈时的动荡，却又算是充满希望、曙光在前的动荡。因为在我6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新旧交替，全国上下都被一种澎湃的激情鼓舞着，大多数人的胸中都荡漾着一种光明和理想。
　　不幸的是，我10岁时，久病不愈的父亲离我而去。原先还差强人意的家境发生急剧的逆转。此前，我们全家已经回到苏北老家。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兄妹4人，只得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弟弟再度渡江去上海，在一家纺织机械厂里找了一份工作。她当时当然无力把我们全带到上海，为此，我和两个妹妹只能暂时“寄居”在苏北祖父母膝下。而祖父还得扶养四五个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叔叔和姑姑，家境也十分拮据。
　　童年的生活虽然很苦，但回过头来看，对我的人生而言却是一笔不可或缺的财富。
　　那时因为工作原因，母亲不能经常回苏北老家看我们。寒暑假，我就一个人带着两个妹妹去上海看望母亲和小弟弟。从我们县城到上海有几百里，中间还隔着一条长江，要坐八九个小时的轮船。从县城到船码头，相距十六七里，当时没有汽车可坐，只能乘坐一种叫“二等车”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在自行车后边加一块垫，客人就坐在那垫上。每次去探望，都要先乘坐那个“二等车”到江边码头，然后再换乘轮船。当时的我，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而两个妹妹，一个不过8岁，另一个只有4岁。祖父母派人送我们到码头，上了船，以后八九小时的旅途，就只靠我这个10岁大的哥哥来照顾两个妹妹了。在船上还要吃一顿饭，行程手续都是我自己办。到了上海以后，母亲就到码头来接我们。一个10岁的男孩，带着一个8岁、一个4岁两个女孩，跨海渡江要走那么远的路，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年代，并非个别现象。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普遍早熟，早早的对生活都能有所承担。
　　我记得童年时，看电影还是比较稀罕的一件事。我对自己第一次看电影的印象比较深。那年我还只有六七岁吧，一天听说在小学校附近的一家天主教教堂放电影，我们一帮小孩没钱买票，就早早地躺到教堂楼上，半下午一声不响，大气不出，连晚饭也不吃，苦挨到天黑电影开映才跑出来。我真的是大睁着双眼，一遍一遍地跑到屏幕后面去看，想知道银幕上那些鲜活的人啊房子啊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在一个电影还不普及的年代，一个6岁的孩子第一次看电影，好奇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总算有可能去上海上中学了。妈妈还是没有能力在上海租房子，我只能住到一个亲戚家。亲戚家住房也不富裕，只能在他家三楼楼道楼梯扶手上架一块板，让我睡在那儿。我就是在那块板子上度过了我十一二岁的少儿时期。我在那楼道里做作业，读书，写我最早的诗作。
　　记忆很深的就是去书店“蹭”书看。小时候上学，周末通常是在新华书店度过的。我们没钱买书，那时图书馆也没现在多。我们常常去新华书店“蹭”书看，一看就是一下午。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卡通书，有的是小人书、连环画什么的。有些文学巨著，像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就是在书店里看完的。虽然站着，但我们看得同样津津有味。这种现象在当时也很普遍，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就会出现一些结伴来的、衣着朴素的小学生，或中学生。父母没钱给他们买书，他们为了多看些书，就只能在新华书店里过周末了。
　　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艰难之处。不管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不愿吃苦、怕吃苦、只想享受的一代人是不会有出息的。心里只有自己，而完全没有社会、大众的一代人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这样组成的民族整体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作者是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