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李绍全
【小 引】
沈保启先生在其著作《多少天才出少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功之路》的前言中说；“世纪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那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从中国本土出发，直接登上诺贝尔奖——这一世界科学界、文学界最高荣誉的领奖台。如果诺贝尔奖只代表着一种荣誉，那么我们并不惟诺贝尔奖是尊它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崇高的成就，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贡献！我们坚信在安定、和平、发展的环境中，世纪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出现两三个，甚至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到21世纪下半叶，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国。”
遗憾的苦涩将常存于中国人的记忆里，而“21世纪下半叶，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国”这一极具鼓舞性的推测，却让人振奋不起来。
“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已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大讨论；在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背景下引出的北大的激进变革，又一次掀起波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的中国北大，不能跻身“世界一流的大学”行列，与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学并驾齐驱，培养出大批科技精英，症结何在中国人应该做怎样的思考？
思考之一：
尽快为科技立法，健全科技创断体侧
海内外一些知名学者著文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重要科学领域缺席，指出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这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国独立的科学精神之所以总显得稚嫩，我国的科研之所以总是服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威、服从于领导，我们之所以总是一次次地出现科研小人物受压制，而让我国痛失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关键在于我国还缺少以立法为基础、能推动科学原始创新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的科技创新体制。
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与中国无缘？是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那李政道、杨振宁为什么能登上领奖台？
【相关链接之一】
专家揭秘廿年前一段尘封历史，但愿这类遗憾和弯路不再出现。
中国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
据《科学时报》报道当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一段往事立刻涌上了心头……他按捺不住，将那段尘封的历史写了出来。虽然多年支持他工作的妻子怕这篇文章会招来许多麻烦或新闻炒作，不愿他发表，可他最终还是将稿件投出，刊登在年第期的《科技导报》上。在他看来，中国科技过去的遗憾和弯路，再也不能发生在愿意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后来者身上了！
两位旅德中日科学家商定合作
他的这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讲述了上世纪年代末中国当代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段与年诺贝尔奖相距如此之近的往事——
上世纪年代末，德国在汉堡DESY建造了束流能量约为20Gev的电子——正电子对撞机。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唐孝威和后来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当时来到汉堡，分别从事有关研究并在此相遇、认识。恰巧，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有深厚的兴趣，并开始谈论实验方案。
唐孝威于1979年9月回国，小柴昌俊也回到了日本。两人经过多次通信联系，建议中日两国合作，共同建造大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以探测质子衰变事例。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地震岛国，没有高山，即使引以为豪的富士山也只有3800米，而在中国西部，几千米高的群山随处可见。因此，两人决定，由唐孝威负责在中国西部寻找合适的山洞，中国负责深洞实验室的建设，配备水电运行条件，提供3000吨——5000吨纯水；日本主要负责用于切仑柯夫光信号读出的约1000个光电倍增管及相关的电子学设备。实验在中国进行，中方经费由唐孝威向中国政府申请，日方经费由小柴昌俊向日本政府申请。
有关部门不支持，合作计划搁浅
之后，唐孝威带着两个年轻人亲自到我国西部山区及四川铁路沿线寻找合适的山洞，初步找到了几个候选地点。可他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却得到了有关部门不支持实验的答复。合作计划只好作罢。
合作不成，日方的小柴昌俊只好独挑大梁，向着自己神往的科学目标迈进。
从1979年小柴昌俊与唐孝威共同讨论实验方案开始，到1998年他在世界中微子大会上宣布存在大气林中微子振荡实验结果，小柴昌俊带领他的研究组经过20年的奋斗，虽然没有探测到大统一理论预言的质子衰变的可信事例，却得到三大成果——证实太阳中微子丢失，探测到超新星爆发的中微子，探侧到大气林中微子振荡现象，并给出了中微子振荡的相关参数的可能值，从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2003.7.5《羊城晚报》
【相关链接之二】
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
张洁 宋正海
1961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长期工作在我国航天战线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二院的蒋春暄高级工程师，因对数论极感兴趣，自1973年以来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论，并一直注意与国内外数学家进行交流。经过年的奋斗，他已在数论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用自己创立的全新数学方法，解决了世界公认的几个教学难题：1.推广了三角函数，从而证明了费马大定理；2.找到了一个能更本质揭示素数分布规律的函数Jn(ω)，从而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3.否定了黎曼假设；4.找到了大数分解的简单方法；5.发展了ISＯ数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ISＯ数学体系。
然而，蒋春暄只是个业余数学爱好者，在数学界只是个无名的“小人物”，因而长期受到难以言说的冷落：他的论文在寄给数学界权威人士求教时，遭到拒绝；一些权威更称蒋春暄的研究成果只是一堆“垃圾纸”，蒋研究数论是一个“想蹬着自行车上月球的人”；国内一些著名数学刊物因受权威编委的压力，对蒋的投稿，一概退稿；1995年“全国余新河数学题学术讨论会”上，原打印的会议报告安排表上，蒋春暄及其论文题目本来排在第一位，但开会当天才通知，他的发言被取消。无奈，蒋春暄只好到国外寻求知音。
蒋春暄将论文寄到美国，立刻引起美国强子理论创始人、数学家、《代数·群·几何》杂志主编桑蒂利教授的高度重视。该杂志不仅连续发表了他的论文，还破例为他出了数论专集。桑蒂利在给蒋春暄的信中称：“您是新理论的领袖”，“我想借此机会对您工作的历史性的潜在价值表示极大的赞赏”。该杂志编辑部主任乔治·韦斯在接受中国《科技日报》采访时强调：“蒋的研究工作极富创新性，是极有价值的。无疑，就我们接触过的各方面数学评论而言，这些
评论家审查过蒋的全部工作，都认为他是最重要的数论科学家。”我们认为，桑蒂利和韦斯对蒋春暄数论成果的评价，是出于对他数论成就的由衷而公正的钦佩。
中国科技界领导曾为科技原始创新成果不多而着急，中国学术界也多次讨论，为什么诺贝尔奖与中国无缘，但现实中又一次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这是令人深思的。《科技日报》2001年10月25日发表了题为《他是想蹬自行车上月球吗》一文，报道了蒋春暄的成就和在国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时学术界哗然，蒋春暄及其数论成果成了争论的热点。此时，一向关心我国科技原始创新发展，努力推动学术百家争鸣的“天地人学术讲座”，于2001年11月10日举办了第429讲，就“蒋春暄现象”进行了专题讨论。与会各学科的专家对蒋的数论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在国内数学界受到排斥时对他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为了把这场争论引向深入，该“讲座”又于同年12月5日举办了第439讲，主题是“‘蒋春暄现象’质疑”。
2002年8月“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此前蒋春暄的数学成果若能得到我国有关的权威部门公开评审和推荐，大会评审数学“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时，就他的成果而
言，荣获此项数学最高奖是很有可能的。遗憾的是国内数学界不应有的“内耗”，使此项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荣誉的奖项又一次与中国人失之交臂。
对蒋春暄的数论成果，国内外学者评价的反差为何如此之大，不能不令人深思。这从深层次折射出，我国现今的科技体制还不够健全，缺少应有的推动科学原始创新的机制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体制。科技评审自然要重视并发挥专家的作用，但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为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可能违规滥用职权排斥原始创新成果的负面作用，我们还认识不足，无制约措施，更没有法律制裁。蒋春暄的成果一旦成立，可能会改变全部数学现状，成为通向未来数学领域的里程碑，因而蒋春暄现象正召唤我国科技体制的深层改革到来。
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改革，不断建立和完善激励创新和发明发现的机制，为人们创造出科学创新的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这样的人才和成果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作者单位：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宋正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史研究所）学
——2003.7.3《南方周末》
思考之二：
我国应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形成科研氛围
曾有人认为，我们国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我们国家穷。高科技需要大量资金投人，基础科学研究也需要大量资金投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国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是科研氛围。这比缺少资金更可怕。我们的经济，能比二战后的日本困难吗就是近年来，日本经济也不是很景气，但日本政府能勒紧裤腰带，异乎寻常地加大对科技的投人。我国政府也应该有这种精神。这需要气魄，需要战略眼光，需要民族责任感，更要有迅速弥补我国重要科学领域缺席的紧迫感。一个崇尚科学精神、“一个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民族，是不会消沉太久的”。（俄罗斯物理学家M· 卢金）
当然，国家在基础科研和重要领域科研项目上也要舍得花本钱，为科研人员创造条件、改善环境，包括改善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和住房条件等。据新闻媒体报道，我国不少科研人员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以致有的科研人员累倒在工作台上。为了我们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了！
思考之三：
各级科研权戚机构要多一些民主精神
各级科研权威机构，不仅应该是科研领导机构，还应该是发现人才、引荐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权威机构的专家们要打破既得利益或荣誉保护的狭隘眼界和门派界限，一切惟人才是举。那些成了名的、特别是已走上科研高层领导岗位的专家，更应该多一些学术民主，勇于听“小人物”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否定意见应该无私地、努力地给那些没有名气的、特别是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创造条件，充分尊重这些科研后备力量的首创精神。如此，我们的科研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思考之四：
教育要重视学生个性和探索精神的培养
一个国家教育所承载的科学素质的质量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科研质量。科研最可贵的是独创精神。这就要求教育要重视学生个性和探索精神的培养。而我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培养共性的多，扼杀学生的个性和探索精神。近年来的素质教育，又搞得不彻底，在许多地方流于形式，忽视学生个性和探索精神培养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现在评价学校、评价教师的惟一标准还思考高分的多不多，考重点的多不多衡量学生，成绩拔尖就行。我们背离学校教育背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现实教育，何时能彻底改观？
思考之五：
社会和学生家长必须
从根本改变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
学校教育背离科学精神，社会和学生家长的评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社会上认可一所学校，学生家长认可一位教师，标准都只有一条能教出高分学生的教师就是好教师高考考上重点大学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
很多学生家长，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特长是什么，只要求教师把他的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生。相当多的学生家长对教师要求相当苛刻，但对教师却缺少尊重。
学生课外阅读的天地非常狭小，许多学生家长不准孩子接触“不务正业”的课外书，热衷的就是“考典”之类的书籍。《中国教育报》和《安徽青年报》的记者都报道过科普书遭遇的尴尬。呜呼中国只知奔高分的孩子何时能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相关链接之一】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科大招收了少年班。谢彦波、宁铂都成了中外关注的名字。但是，后来少年班有几人成为享有盛名的科技精英？
【相关链接之二】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较好的基础教育不能带来良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美国受到指责的基础教育却能造就优秀的高等教育？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学生从小就对传授知识的人和课本知识本身无条件地服从，却很少有批判和质疑的精神。
（丁纲主编：《创新新世纪的教育使命》）
【相关链接之三】
我们是这样退化的
夏 菲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每个小孩出生的时候都是智力超群、想像力丰富、身体强壮的优秀儿童，但随着一天天的长大，他们的智商便会随着那些愚蠢的知识而变得低下，他们的想像力会随着人为的约束而变得平庸，他们的身体会因各种过剩的养分而变得虚弱。
一个孩子在3岁的时候可以讲出各种美丽的童话，他认为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可以跟动物交流情感。
一个25岁的成年人早已经不相信童话了，他认为除了自己，任何东西都没有生命。动物除了做宠物，就是用来食用。
一个3岁的孩子最信赖的人，是最亲近自己、最爱自己的人。
一个25岁的人最信赖的，是能够提拔自己、给自己带来权力和荣耀的人。
一个3岁的孩子会爱上美丽善良的白雪公主，厌恶邪恶的王后。
一个25岁的人认为，在白雪公主和王后之间，善良和邪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谁对自己的前途更有好处。
一个3岁的孩子最喜欢的书是《童话大全》，还喜欢星星和月亮，这些有着美丽幻想的故事和遥远的星空。
一个25岁的成年人最喜欢的书是《投资指南》、《一夜暴富的秘密》最喜欢的东西是宝马汽车，这些象征着财富的东西。
一个3岁孩子的理想，可能是做一个会造玩具手枪的人，会飞到太空的人。
一个25岁的成年人的理想是，不管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个有钱人就好。
一个3岁的孩子认为绝对不可以讲假话，否则，鼻子会变得很长。
一个25岁的成年人会想：什么是真话？任何时候讲的都是需要讲的话。
一个3岁的孩子只要穿那件带着小熊图案的衣服就感觉很好了。
一个25岁的成年人，对穿什么衣服早已失去了自己的主张，不管穿什么，只要是名牌就好。
一个3岁的孩子可以在大热天奔跑在草地上，可以在冬天玩冰凉的水，只要他的监护人不反对。
一个25岁的成年人只要有可能，夏天一定待在空调房，冬天一定带手套。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将我们变得这么平庸和乏味；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理想越来越小；规则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少；电脑用得越来越多，人脑用得越来越少。
这是我们退化的原因？
——2003.1.5《读者》
